最近这段时间运营节奏飞快的“外卖大战”中，我几乎每天都在做报告和复盘，但在面对业务和管理者时，最终的诉求其实也往往只有一个：“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这种对不确定性的“憎恶”，几乎贯穿我们的科学和商业历史。
在我服务的外卖平台中，很多项目也试图找到这种“黄金阈值”：是不是三次下单就能锁定用户？是不是周五发券效果最好？更可怕的是，业务总是在试图寻找某个近乎神奇的券策略组合（毕竟这是外卖行业的最大杀招），比如25-12和20-11，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最佳策略。
至少在目前这种大战阶段，不亏钱、能增长、还能长期留存的券策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三角形。任何短期有效的策略（比如某个优惠金额组合）一旦被发现，都会迅速被竞争对手模仿，导致其优势被削弱 （美团有神抢手，饿了么就有超抢手，京东有秒送饿了么就和淘宝搞闪送）。而且，用户对补贴的敏感性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平台教育发生动态变化，导致原先的“magic number”失效。
上周五，我正在补贴略微退水之后，对用户复访复购留存做分析。看到大数之后，我琢磨了下行业里的状态，目前正好是约谈的一个略微冷静的阶段，估计各家的分析师都有在看类似的数据。如果要我猜测的话，这个补贴战役退掉之后，用户留存比例仍然应该是美团>饿了么>京东。
回到杜鲁门故事衍生的那个问题，分析师到底是信息提供者，还是建议者？分析师当然应该是建议者，而不能只是信息提供者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公司从上至下都能敢于冒险和决策，而不是层层拖拉，把微小的调整（比如是25-12还是20-11）都要等到若干次汇报完成。任何一个决策，都不是在去寻找魔法，而是接受博弈中的下注和反馈。
最近网上也传出了，京东外卖配送负责人杨文杰因意见不合被调离的新闻，这应该也算是东哥的下注。不敢于做任何决策，只知道向上汇报和拖延时机，是得不到分析师认可的决策者。回望历史，杜鲁门在总统任期时在白宫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牌子写着“The Buck Stops Here”。意思是：作为总统，最终责任由他承担。
杜鲁门是作出历史性决定、在二战中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总统。在他任内推出了“马歇尔计划”，重建战后欧洲，奠定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全球领导地位，同时美国也正是走向了遏制苏联的冷战路线。
在这个外卖大战中，我至少希望赢家是真正能做出那么点新鲜事和勇敢决策的。毕竟，外卖行业不是初创科技公司，补贴（所有的券，免单，红包，盲盒送手机）都只是以前的套路，AI式的颠覆性力量可能还在下一波才会到来。
